我们家是个“水文大家庭”。全家先后有6人从事水文工作,我的伯父、姑父以及3个表哥和我。
1958年,伯父从水利学校毕业后,参加了水文工作。他上陕南,下陕北,一走就是10多年。一个月只有20元的工资收入,又无法照顾家里,伯父便将5个孩子东一个、西一个地寄养在亲戚家里。一年到头伯父都难得回家一次。1972年6月,对于伯父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日子。伯父的母亲病危,让他赶紧回家。当伯父倒了六七趟车,赶了两天两夜的路程回到家里时,母亲已经埋葬。大伯母告诉伯父,母亲一直念叨着他什么时候回来,弥留之际,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喝一口糖水。听到这微不足道的愿望时,伯父泪水涟涟,感觉自己太对不起老人,连母亲一生最后的愿望都没能满足。
我姑父是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内蒙古自治区参加水文工作的。后来,我的3个表哥,从学校毕业后,也遵照姑父的意愿,相应参加了水文工作。大表哥工作的水文站最艰苦。那是一个和尚庙似的水文站,四周没有人烟。站上也就两个人,采购东西要到20公里外的集镇上去。没有电,天一黑就上床睡觉,一年到头也难得吃一回肉。艰苦的工作环境,使大表哥的婚姻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介绍了好几个对象,但一听说他的工作地方,女方就不愿意了。长年生活环境的艰苦,大表哥终于积劳成疾,不到40岁就去世了。
2000年,我到魏家堡水文站参加工作。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快要发霉似的站房地处一大片田地中,一条羊肠小道像根竹签似的串着水文站,一头通向河边,一头通向集镇。水文站没有报纸、电视。日久天长,在枯燥的时光中,4个人逐渐什么话都没有了。互相默契的工作惯性代替了语言交流。那时,我每天说的话,就是早上8点,打开电台,将当天的水情报文通过电台发给外界。在没有交流的环境中,人的思想似乎也逐渐走向僵化。当时,我们最羡慕的就是站长,他可以借开会的机会去接触外面的东西;我们也羡慕小刘,因为,每个月他可以去镇上采购一次东西。水文站枯燥的时光打发我的青春岁月,每天我都无聊地坐在河边,看着流水伴着日子慢慢地走着……
水文站艰苦的环境曾经使多少水文人两地分居,孩子求学、青年找对象、结婚住房、职工就医等都困难。水文工作的特殊性又使得一代又一代的水文人坚守岗位,驻守江河,当好防汛抗洪的耳目和尖兵。经过众多转折,我终于离开了水文站。
2008年一个桂花飘香的季节,我又来到了曾经工作过的水文站。破烂的魏家堡水文站已经废弃,新站搬到眉县县城,是一座西洋式的二层小洋楼,办公室窗明几净,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一应俱全,不仅能读报纸、能看电视看,还可以上网。职工宿舍为套间,有厨房、客厅、卧室、卫生间。屋里配备了沙发、席梦思床、厨房用具,生活设施完备。宽大的院落整齐有序,漂亮的铁艺大门和护栏显得别有风情。船测也改成桥测。今昔对比,感慨万千。据了解,从20世纪开始,国家在对水文站管理建设中,开始实行站队结合,陕西省对魏家堡等水文站在保证测报质量的前提下进行了搬迁并彻底改造,尽量将水文工作地迁入县城、乡镇村庄所在地,以方便水文职工工作、生活。告别了和尚庙似的水文站,魏家堡实现了水文人进城目标,水文人再也不像我当年那样孤寂了。
耳闻目睹了水文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感受最深的则是水文工作中的以人为本。光阴在阳光的起落间、明与暗的交替里远行,我们这个水文大家庭也见证了水文事业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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